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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飞飞(修订版)

白露戏剧2020-09-21 12:49:55


沉浸在头脑中的是曾经那个小镇上的医院,那或许是镇上唯一的医疗机构。在那里,我打过两次小针,五个吊瓶,包扎过一次伤口。而且,我出生在那里。医院的内科病房处在一个锈迹斑斑的铁门里面,要到达这扇铁门,需要走过一面大镜子和一段长长的走廊。大理石的地面,带白色的斑点。在里面上班的,是些本本分分的老实人,他们辛勤劳作,从未出现过医疗事故。只是那个怪异的上坡通道让我心存疑虑。它的构造和位置都是不合理的,我想。

 

医院里有一名姓胡的妇产科医生,在小镇里很有名。女人怀孕后,只要是肚子隆起,他就能判断得出胎儿的性别。没人知道他究竟是如何判断的,也没人知道他是如何死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。而就在生前最后一次的判断中,他失误了。是个男孩,他却曾经坚持认为是个女孩。这个倒霉的男孩,毁了他一世的英名。

 

我有幸亲眼见到了这个男孩、了解他的故事,并跟他一起分享那些悠长的夏天。在那些日子里,我们手里的玩意儿从弹珠变成了弹子枪,从四驱车变成了足球。他曾经为我买过一部叫做“燃烧太阳”的四驱车,后来这部“燃烧太阳”的车轮,碾过了无数懊丧的脸孔。

 

他喜欢一幅画,叫《船上的午餐》。他说那画描绘的是一场欢乐的聚会,热络的气愤之中,却有个女孩,拿着杯子坐在角落里,若有所思……他对我说过无数次这幅画的作者,一个著名的法国画家。可我始终没有记住他的名字。

 

记忆时常会回到一个遥远的夏天,那是某一年的农历七月十五,我爸带我去上坟。在某些北方村镇仍然保留着上坟路上要吃些东西的习俗。我记得父亲当时在家里的小菜园随手摘了两根黄瓜,在衣服上蹭了蹭,递给我一根。半路遇到了四处闲逛的凤飞飞,那时他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四处闲逛。我说你跟我们一起去吧,凤飞飞说好。路上,恰好碰到上坟回来的邻居和他的孩子。那孩子看到我们手中的黄瓜,说,哈哈,你吃黄瓜,我吃的可是西瓜!也不知为什么,儿时的我被这句话搞得内心窘迫。我拽了拽父亲的衣角,说爸爸,我也想吃西瓜。那时困窘的家境让父亲脸上漏出尴尬又为难的笑容。凤飞飞见状,没说什么,就悄悄离开了。在我上坟回到家的一小时后,满头大汗的他出现在我家门口,手里拿着两个小皮球大小的地雷瓜。我当时很开心,一种远远超过对西瓜食欲的满足感充满我的心。然而我并未理会凤飞飞,一个游手好闲、四处闲逛的“流浪汉”究竟是费了多大力气才弄到这两个瓜。印象中,我没有跟凤飞飞说过谢谢,一次都没有。

 

1996年的冬天异常寒冷,雪也大得夸张。人们习惯于在家里面对严寒的天气, 因此整个冬天,小镇都异常安静。在那个灰色的冬天里,我去过一次凤飞飞的住处。他寄宿在他叔叔,也就是他的法定监护人家里。很小的火炕、破旧肮脏的被褥,寒冷得让人战栗。我清晰地记得他叔叔婶婶对他充满鄙夷厌恶的目光。他不为所动,从容地从被子深处摸出一盒弹珠给我,说,送给你。然后让我回家。我快要出门的时候,听到身后激烈的争吵还有杯盘破碎的声音。我快步走出院子,逃离了那个地方。当天晚上,他来到我家。我看得出来他冻坏了。他在我家里吃了晚饭,然后对我说,等我挣钱了,回来给你买更好的东西。之后,就离开了。他离开以后,父母警告我,不要再跟这样的孩子鬼混,我木然点头。那一年,他十四岁。那或许是一次无关紧要的离去,因为人们仍然各自面对着各自的苦楚,我们的小镇,也继续在严寒之中静默无声。

 

再次见到凤飞飞,已是一年多之后。放学的时候,他在那所小学的门口等着我。我记得夕阳下那瘦小的身影,蓬头垢面,可是面容早已模糊不清。时间在以挑衅戏谑的态度玩弄着我本就脆弱不堪的记忆,就像是深秋里脆弱的黄昏。他准备的礼物是一把精致的小型弹子枪,让我爱不释手。至今让我介怀的是,当时我并没有问及他这一年的情况。至于原因已经记不清楚,反而对那把精致的玩具枪印象极为深刻。不管怎样,我们还是一起分享了又一个悠长的夏天。

 

一段时间以后,他再次消失,一走就是好几年。这几年里,我仍过着一个十多岁孩子应该过的平静生活。青春在静谧的时光中发育着,而我几乎忘记了他的存在。

 

我上初二的那年,他回到小镇。染着一头金发,穿着入时。用MOTO V998,抽三五。时隔多年的再次会面少了些久别重逢的激动,取而代之的是平静的喜悦。我们一起踢了两场球,吃了顿烤肉,我用自行车驮着他满镇子转悠。他的再次出现让我为之振奋,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段所出现的,特殊性质的振奋。似水年华,物是人非。只是有一种东西没有变,就是他付出,我接受。这种他施我受的接触方式一直持续着,直到他的生命终结。被爱的感觉是如此良好,以至于我那些不知从何而来的优越感开始疯狂地吞噬仅存的良知。

 

后来我考上了市里的高中,从家里搬到学校宿舍寄宿。每年他都至少回去看我一次,给我带那时候我疯迷运动品牌的产品、各种款式的球鞋。直到高三的时候,我们终于失去联系,就像断风筝,丢宠物。我想,风筝和宠物所面对的,将是一片绝望的茫然。可风筝也好,宠物也罢,在我看来,都是他的角色。随之而来的,是我的高考失利,复读,然后再次失利。阴不差阳不错地来到这所大学读书。在我读大一的第二个学期,凤飞飞通过原来的一个同学找到了我。电话里告诉我他在大连,情况很好。让我有什么事就打给他。事情是如此的巧合,结果也看似圆满,然而,我的心里却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奇怪的逆反,对在电话中重逢的凤飞飞,并没多大的热情,甚至有些厌恶。我不清楚为什么,或许那是从小时候就根深蒂固,长大后仍然固执地存留在我体内那种可怕、可悲自私的延续。

 

上大学后的第二年,我决志信主。我当时兴奋地打给所有的朋友,告诉他们这件事。当然,也包括了凤飞飞。现在我回想起自己打给他的动机,或许里面夹杂了一种宣告,就是宣告我与你凤飞飞不是一种人,有着本质的不同。他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愣了一下,显然,他对此没什么了解。但他见我兴奋异常,就连连说,有个信仰是个好事,是个好事。随后我便投入到了火热的信仰生活里。只是那时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并不全面,做事也趋于形式。当最初的火热退去,随之而来的就是无法阻挡的软弱。我因为一个不信的女孩离开教会,经历了痛苦的恋爱,痛苦的分手。在这期间,我酗酒,泡吧,无恶不作。并厚颜无耻地接受了凤飞飞多次经济援助。

 

行在黑暗里,让我身心俱疲。终于在颓丧一年多以后,蒙恩归回。与此同时,凤飞飞那边传来消息,他检查出患上恶性淋巴肿瘤,已然是晚期。我成了与他分享最后一个不能再称为“悠长”的夏天的那个人。

 

让我讶异的是,凤飞飞一直处在极其平稳的精神状态之中。我现在回过头想,对死亡的不确定和恐惧,每个人都会有吧。但在我们的通话中,他却从未表露出任何对死亡的恐惧。面对他平静的声音和面容的时候,信仰终于使我开始意识到多年以来,在面对眼前这个一直给予我爱与关怀的濒死之人,我的态度和作为是多么不堪。

   我开始尝试将福音传给他,为他读些圣经,教他几首诗歌。他并不排斥,自己也读得认真。《诗篇》和《传道书》是他最爱的部分。偶尔还会把诗篇的经文编辑成信息发给我,这让我的心既内疚又得安慰。

 

他病重的时候,仍然坚持不穿那身所谓的病人制服。但这掩盖不了他一天天虚弱的事实。他越来越没什么精神,活动几下就要休息。走起路来,像个老人。他极少提及有关治疗的情况。我询问,通常也是无果。他告诉我,他无牵无挂,没什么可惦念的。只是未来不能参加我的婚礼,十分遗憾。

 

他说在医院没事可做,除了读圣经,也读了不少书。并在电话中跟我分享《边城》的段落:“过渡人一看老船夫不见了,翠翠的辫子上系了白线,就明白那老的已经做完了自己份上的工作,安安静静地躺在土坑里给小蛆吃掉了。并一面用同情的眼色瞧着翠翠,一面就摸出钱来塞进竹筒中去。天保佑你,死了的到西方去,活下的永保平安……”

 

最后,他在沉默中挂断电话,我在电话的另一端决堤。

 

凤飞飞死在一个清晨,时候已然入了秋。他的叔叔将他的遗物带走,那里面包括一张十几年前在一家老式照相馆拍摄的,两个男孩的合影。

 

我终于在一部法国电影里看到了凤飞飞喜欢的那幅画,作者叫做雷诺阿——《船上的午餐》。画上的人们聊着,笑着,氛围甚是欢乐。人丛之中有一个女孩,看似并没有融入这热络的宴会。她手拿杯子,静静地坐在人群之中一言不发,只是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处。